2025年9月25日，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气候行动峰会上，中国正式宣布了到2035年的碳排放控制目标。这一举措不仅展示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长期规划，也对当前全球能源政策走向提出了现实挑战，尤其让美国和欧洲面临不同程度的压力与困境。

与会期间，外界注意力虽被特朗普的争议言行吸引，但真正影响深远的，是中国在气候议题上释放出的明确信号：绿色转型不是口号，而是可执行、可量化、可比较的国家战略。

一、中国的减排承诺意味着什么？

中国此次公布的2035年目标，延续了近年来在能源结构优化上的既有路径。核心内容包括：

• 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；
• 明确煤电退出时间表，推动电力系统低碳化；
• 扩大风电、光伏装机规模，并配套建设智能电网和储能系统；
• 提升能效标准，推动工业、交通、建筑等重点行业深度脱碳。

这些目标并非首次提出，但此次在联合国平台公开重申，具有强烈的国际对话意味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的绿色转型已从“规划阶段”进入“成果兑现期”。

数据显示，自2022年起，中国每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连续超过火电装机量；到2024年，全国绿色电力（风电、光伏、水电等）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已达40%。这一成绩建立在中国广袤国土上的规模化布局、成熟的制造业支撑以及特高压输电技术突破的基础之上。

相比之下，许多发达国家仍在为如何平衡能源安全、成本与环保目标而争论不休。

二、美国为何难以跟进？

当前美国由特朗普政府执政，共和党掌控国会，其能源政策总体倾向传统化石能源，反对拜登时期推动的清洁能源计划。在这种政治环境下，中国的减排承诺并不会直接对美国政府形成政策压力，反而凸显出美国自身能源体系的结构性问题。

1. 电力供应面临现实缺口

美国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，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，导致全国电力供应出现明显缺口。据行业分析，仅AI相关设施的用电增长，就相当于数百万家庭的年耗电量。

然而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，推翻了前任政府关于发展风电、太阳能的多项规划，叫停联邦土地上的新能源项目审批，并试图重启老旧煤电厂。问题是，火电和核电建设周期长、审批复杂、环保阻力大，短期内根本无法填补电力空缺。

更现实的问题是：美国新建电厂所需的许多关键设备依赖进口。

• 燃气轮机：天然气发电的核心部件，美国约一半依赖德国西门子和日本三菱重工供应；
• 核反应堆压力容器：美国本土已多年未生产，21世纪唯一新建的沃格特勒核电站（Vogtle Unit 3），其压力容器由韩国制造；
• 大型变压器：输电系统的关键设备，美国80%以上依赖进口，主要来自德国、日本和中国。

这意味着，即便美国想大规模扩建电力基础设施，也绕不开全球供应链制约。

2. 劳动力与工业能力不足

美国去工业化多年，熟练建筑工人严重短缺，大型能源项目往往需要依赖外籍劳工。若突然启动全国性电力扩张计划，施工人力、设备安装、运维管理都将面临巨大挑战。

此外，特朗普政府主张“美国优先”，限制外来劳工和国际合作，这进一步加剧了执行难度。

3. 能源价格困境

特朗普一直宣称“美国拥有世界最低能源价格”，理由是其为全球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。但这一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：油气开采本身是有成本门槛的。

只有当国际油价高于一定水平时，页岩油、页岩气项目才能盈利。一旦市场波动或地缘冲突缓解导致油价下跌，许多美国能源企业将陷入亏损。因此，“廉价能源”并非天然存在，而是受国际市场和资本投入影响的结果。

在此背景下，清洁能源本应是更具操作性的选择——风电和光伏建设周期短、施工门槛低、无需复杂燃料供应链，适合快速补充电力缺口。

但问题是，由于政治极化，任何被贴上“拜登政策”或“中国成功模式”的方案，都可能遭到共和党阵营的本能抵制。

即便像马斯克这样支持太阳能和储能技术的企业家出面呼吁，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在舆论压力下转向支持绿色能源。因为在其基本盘看来，只要是“中国能做成的事”，就绝不能承认其可行性。

三、欧洲：被现实困住的进步理想

与美国不同，欧洲目前整体政治格局仍偏向中间偏右的进步主义路线。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等主要国家执政党虽非左翼，但在气候议题上仍维持较强承诺。

然而，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。

欧盟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推动绿色转型，政策设计一度领先全球。但在实际执行中，欧洲暴露出组织能力、工程效率和产业配套的短板。

以德国为例，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，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，德国被迫重启煤电、延长核电运行时间。此前激进的“去核去煤”政策在能源安全冲击下被迫调整，导致电价飙升、工业竞争力下降。

与此同时，中国的绿色转型却稳步推进：

• 在西部地区集中建设大型风电和光伏基地；
• 利用特高压输电技术将电力从西部送往东部负荷中心；
• 形成全球最完整的光伏产业链，从硅料、电池片到组件全部自主可控；
• 风电整机制造成本持续下降，出口量逐年上升。

这种“规划+制造+基建”三位一体的能力，使得中国不仅能设定高目标，还能一步步实现。

而欧洲不仅缺乏类似地理条件，更在关键设备制造上逐渐丧失优势。风力发电机、光伏逆变器、储能系统等领域，越来越多依赖中国进口。

如今，中国再次提高减排目标，等于在国际舞台上亮出成绩单。这对欧洲政界形成实实在在的舆论压力：既然中国能做到，为什么欧洲不行？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欧洲中右翼政党往往需要进步派选民支持才能执政。一旦环保议题升温，他们将被迫提出更激进的减排计划，而这些计划很可能再次遭遇“执行难”的老问题。

四、角色反转：谁在引领绿色未来？

回顾过去二十年，西方曾多次以“碳排放责任”为工具，试图限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。当时常见的论调是：“你们排放太多，必须减。”

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：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并行不悖。绿水青山不仅是生态目标，也能转化为产业优势——光伏、电动车、储能、智能电网等新兴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新动能。

反观欧美，尽管理念先进，但在落地层面频频受阻：美国受制于政治分裂和工业空心化，欧洲困于能源依赖和执行乏力。

当中国在联大宣布新的减排目标时，真正的问题不再是“谁说得漂亮”，而是“谁能做成”。

这场无声的较量，已经从话语争夺转向实力比拼。而结果正在显现：曾经的追赶者，如今成了标准制定者；曾经的规则施加者，如今成了学习对象。

结语

中国此次在联合国公布2035年碳减排目标，不是为了赢得掌声，而是向世界展示一种可能性：在一个超大规模国家里，如何通过系统性规划、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，完成能源结构的根本转变。

它不依赖口号，也不靠外部施压，而是基于多年积累的工程经验、制造能力和制度执行力。

对于美国和欧洲而言，这既是一种压力，也是一种提醒：在全球气候竞争中，真正的优势不是谁喊得响，而是谁建得快、谁供得稳、谁转得成。